由于美国货物贸易逆差不断增加，自2000年以来，美国在世界出口市场的份额从17%降至11%，而同期欧盟占比一直稳定在17%左右。
　　
　　尽管美国制造业在30多年前就出现了贸易逆差，但2000年以后开始恶化。
　　
　　随后的10年，美国贸易逆差累计5.5万亿美元，其中5年的贸易逆差达到6000亿美元，平均每个美国家庭进口5450美元的货物和服务，出口则为零，相当于每户用信用卡买辆宝马车。
　　
　　大部分美国人认为美国货物贸易逆差的大部分来自石油、低附加值产品和大量的消费电子，确实如此，但美国也应在高科技产品领域保持贸易顺差，如生命科学、医疗设备、光电产品、信息技术、航空航天和核能。但2002年到2011年的10年鉴，美国高科技产品出现526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
　　
　　决策者对此表示沉默，我们常听闻到出口的好处，但关于如何减少贸易逆差的言论很少。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大部分经济学家向决策者提供的建议是贸易逆差不是问题。
　　
　　如果一国向美出售产品，而美国没有产品出售，这对美国有利；如果想向美国卖计算机、汽车和服装，而美国给予的回报只是“承兑票据”（美债），那么美国人应坐享无需工作就可以获得的宝马车。
　　
　　这些建议存在误导，首先，大量贸易逆差导致美国制造业被挖空，也是美国经济持续滞涨的主要因素之一。
　　
　　1999年到2009年，美国各个行业在世界出口市场的比例均在下降：航空航天下降36%，信息技术下降9%，通信设备下降8%，汽车下降3%。
　　
　　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的评估显示2000年以来由于贸易逆差增多，570万个制造业就业岗位中的60%流失了，如果继续让将生产割让其他国家，美国将继续失去就业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增长。
　　
　　第二，贸易逆差的增多导致贸易债务的增多。自1975年以来，美国累计的贸易债务达到8万亿美元，预计未来10年债务总额达到18万亿美元。实际上与我们保持贸易顺差的国家希望获得美债之外的收获，希望得到真正的美国货物和服务，如此未来几代的美国人必须为累计消费低于他们生产（目前正好相反）支付账单。所以尽管决策者们强调将高额预算赤字转移下一代不道德，但并未指出将贸易债务传递给下一代。
　　
　　经济学家不愿承认的另一个原因，如果将贸易逆差这一问题的本质向公众和决策者坦白，后者将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因而宁愿假定其不是问题，在必要时强调贸易逆差是自身原因，因为美国人民储蓄过少。
　　
　　美国拥有世界上最高的企业税率，在研究投资和出口信贷融资方面无法与其他国家竞争，从而破坏基础设施，但关于贸易逆差的观点认为税率并未对美国商业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产生不利影响，因而主要原因是储蓄率。
　　
　　事实是储蓄率并不会对贸易逆差产生影响，只是国家竞争力的一个功能。
　　
　　如果人民币升值，美国贸易逆差将减少，中国购买的美债也会减少，美国出口和利率将得以提高，这两者都将刺激储蓄。高利率促使民众储蓄，出口增多促进企业收入增多。出口带来的就业和收入将促进居民储蓄，降低预算赤字。
　　
　　决策者需要解决美国面临的主要竞争问题，确定未来十年减少贸易逆差的目标，制定更有竞争力的企业税法规，促进技术和技能投资，加强对国外重商主义政策的执法。